不懂就问，明朝太监王振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王振，男，汉族，明朝蔚州人，今河北蔚县，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史称王振"狡黠"、是明朝第一代专权太监，王振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即位后，掌司礼监，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皇帝以重典治理。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 ，王振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逐杀正直官员。英宗称他为先生，公卿大臣呼他翁父，争相攀附。十四年，瓦剌大举入侵。王振鼓动帝亲征，又邀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误行程，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兵追至，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杀(见土木之变)。
人物生平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原本是一个落地秀才，略通经书，在一家私塾里教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被迫无奈于是他便自阉入宫了。他没有什么背景，十年寒窗也没考上功名，心灰意冷。不过也正是因为他来自底层，所以能看到许多人没有看到的事。永乐末年，王振入宫当了太监，史书上没说明是什么原因;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但是能保全自己，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
侍奉皇子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次年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大权独揽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只有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计又没有杨荣多，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英宗是一个常常发昏的皇帝，他并不是贪求淫乐不理朝政，而是过于相信王振，凡是王振说的，他马上就相信，而且认为是最好听、最正确的。而在他后来复位后，他重用大学士李贤，朝政也是井井有条。是一个有时昏、有时明的皇帝。
王振见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当然轻而易举的就尽揽明王朝的政权。他早就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不顺眼，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他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
土木之变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派兵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朝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同时也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下诏旨后，兵部尚书邝野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20万大军，号称50万，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野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 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野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兵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刺之时，加紧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野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野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 强行把邝野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包围土木堡的瓦刺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20万军队被击溃，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面奏郕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随。接着，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后来英宗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殉死，其精神不死。就在重新登基的这年(1457年)10月，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智化寺的香火非常旺盛，朝廷对它也很重视，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整修过一次，清朝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还增修了一座极乐殿。智化寺今仍存在于原址，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些神像的服装样式具有明朝的风格。
明朝第一个专权太监王振：史上最大卧底
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 史学家称明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王振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太监。他本来是一个失败的教书先生，却自阉进宫，得到了明英宗的宠幸，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揭开了太监帝国的序幕。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根本不知作战为何物的他，怂恿皇帝亲征来犯的瓦刺人，结果是皇帝做了俘虏，自己搭上了性命。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其实这也是一切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先决条件。大臣立身于朝，受明主赏识，靠的是才能和机遇，而 *** 小人就只能靠"狡黠"二字了。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大抵昏君与奸佞之间都有一种很难言说的"缘分"，并不单纯是手段的问题。英主和贤臣有时也会这样。比如唐太宗善于纳谏，却也只愿意听魏征的，别人向他进谏，他一样要发火，还得魏征出来解围。王振也是一样，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 *** 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瓦刺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刺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刺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刺统一蒙古以后，进而想恢复大元天下，统一全国，因而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刺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刺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刺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刺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刺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刺的胃口越来越大。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刺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刺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刺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军队，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刺铁骑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刺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轻率地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英宗亲征的诏旨刚一颁布，满朝文武大吃一惊。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刺军队北撤，以为瓦刺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刺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刺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刺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越过战壕，奔向河边，军队顿时大乱。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只听一声炮响，瓦刺伏兵四起，喊声震天，瓦刺兵象潮水般涌了过来。乱作一团的明军，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冲击，倾刻之间，全线瓦解。随着瓦刺骑兵刀剑飞舞，一排排明军倒了下去，再加上溃退的明军自相践踏，不一会儿，死尸就铺满了大地。有一些侥幸未死的士兵，很快就成了也先的俘虏。其中，也有英宗皇帝.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他-手抓住王振，一手抡起铁锤，大喊一声说："今天，我要为天下人诛杀此贼！"说完，他把满腔仇恨都凝聚在铁锤之上，对准玉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连哼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脑浆四溅，象一滩泥似的倒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张惶失措。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也擦干眼泪，面奏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之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朝野内外听到这一消息，才算出了一口闷气。同党也相继被处死.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宋朝时寇准劝宋真宗亲征契丹，成就了社稷大功，垂名青史。王振导英宗亲征瓦剌，却使得明军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也遗臭万年。事虽相似，结果却相反。土木之变发生在明王朝国力鼎盛时期，却遭此惨败，固然是王振专权乱政的原因，却也暴露了明王朝武备松弛的致命缺陷。王振在权力已经达到顶峰、富贵也达到极限后，居然想借立边功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求得身后名，落得不仅身死，而且族灭的下场。但凡事有弊也会有利，当时英宗年纪不大，如果不是土木之变，王振专权乱政的局面还不知会持续多少年，后来魏忠贤祸乱天下的场面也许就会在英宗年间上演，明王朝会不会就在英宗手中结束，也是很难说的事。五十万大军换来王振的死，值与不值真是无法计算。
明史.何楷传文言文翻译
何楷，字元子，漳州镇海卫人。天启五年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时，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改刑科给事中。流贼陷凤阳，毁皇陵。楷劾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罪，而刺辅臣温体仁、王应熊，言：「振缨，体仁私人；一鹏，应熊座主也。逆贼犯皇陵，神人共愤。陛下辍讲避殿，感动
何楷撰《诗经世本古义》
臣民。二辅臣独漫视之，欲令一鹏、振缨戴罪自赎。情面重，祖宗陵寝为轻；朋比深，天下讥刺不恤。」忤旨，镌一秩视事。又言：「应熊、体仁奏辩，明自引门生姻娅。刑官瞻徇，实由于此。乞宣谕辅臣，毋分别恩仇，以国事为戏。」应熊复奏辩。楷言：「臣疏未奉旨，应熊先一日摭引臣疏词，必有漏禁中语者。」帝意动，令应熊自陈，应熊竟由是去。吏部尚书言登、莱要地，巡抚陈应元引疾，宜允其去。及推劳永嘉代应元，则言登莱巡抚本赘员。楷亦疏驳之。楷又请给赠都御史高攀龙官，诰赐左光斗诸臣谥，召还惠世扬。疏多见听。屡迁工科都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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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楷（1594-1645），字玄子，号黄如，漳浦县镇海卫人。居住湖西赵家城村下梧石湖山，又建居漳州府城“何衙内”。
何楷小时候很聪明，读书常常过目不忘，被村人称为神童。
天启五年（1625），何楷考中进士。朱延禧想推荐他在词馆工作，何楷不答应。这时，又恰逢阉党魏忠贤大肆残害朝廷官员，何楷就没有被任命官职。他回家建造紫芝书院，讲学其中，为家乡培养人才。
当时，漳浦镇海卫设有码头，一些恶霸在征税，渔民痛苦不堪，何楷就把这情况向监司反映。在何楷的努力下，码头的征税被永远革除了，老百姓们异常欢喜，纷纷称颂何楷的恩德。
崇祯七年（1634），何楷被起用，授予户部主事，晋升员外郎。何楷以廉洁能干闻名于世。崇祯皇帝下诏各部门推举言官，大臣们皆推举何楷。于是，何楷就改任刑科给事中，再转任工科右侍郎，又转任兵科左侍郎，晋升工科都给事中。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安徽凤阳，毁掉朱元璋的皇陵。何楷弹劾安徽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以为他们有罪责，应受惩罚。并向皇帝当面讽谏辅臣温体仁、王应熊，说：“振缨，是体仁的亲戚；一鹏，是应熊的老师。你们两个人不能坐视不管。逆贼侵犯皇陵，神和人都异常愤怒。陛下听了也很伤心，停止了听讲学，退避不上朝，臣民见陛下如此看重这件事，很是感动。唯独你们两位辅臣对这件事漫不经心，还想让杨一鹏、吴振缨戴罪立功。你们之间的感情再深厚，也不能慢待祖宗陵寝，你们之间的朋党再牢固，也不能不抚恤天下人的讥刺。”
何楷与二辅臣意见相左。何楷又上疏说：“应熊、体仁应上奏辩论。
第二天，两人自己带领门生、亲家和连襟上朝论说此事。刑部官员由于敬仰他们，徇私情，放过他们，不追究责任。
何楷乞求皇上宣旨温体仁、王应熊二辅臣，告诉他们不要太看重个人间的恩情和仇恨，而把国家大事当儿戏看待。王应熊上奏折辩论。
何楷说：“臣上疏了，却还未奉旨，王应熊则先一日摘引臣的疏词，想必是有人把臣的疏词泄漏了。”崇祯皇帝听了，也认同此事，就命令王应熊自己上朝陈说，没想到王应熊承认了。后来，崇祯皇帝下诏逮捕杨一鹏、吴振缨入北司狱，何楷由此官升一级。
吏部尚书说登州、莱州是国家的重要地盘，巡抚陈应元推说身体有病，不好好把守，应该让他离职，回家养病。朝廷就推举劳永嘉代替陈应元，劳永嘉说莱州、登州设巡抚原本是多余的。何楷上疏驳论了此事，强调登州和莱州的重要性。
何楷请求崇祯皇帝，赐给被阉党残害而死的都御使高攀龙官职，补赐给左光斗等大臣谥号。应该下诏令，平反被阉党残害的官员，张扬正义，让皇帝的恩惠在世上发扬光大。何楷多次上疏，崇祯几乎都听取他的意见。何楷也多次担任工科都给事中。
何楷做事敏捷、干练、稳重。凡是那些文章奏折、书札，都自己亲自起草，不曾刻意雕琢，就能娓娓道来几千字，语言流畅、精炼、准确，凡是看过的人都赞赏他为“经纶心手”，何楷因此名声响于朝廷内外。
崇祯皇帝对百官贪污之事很是气愤，想要狠心治理此事，使百官廉洁清正，于是贪官被下诏入狱的频频皆是。何楷援用老制度，虽然没有明确规劝用省刑，但用省刑的意向很是明显，他不用酷刑，只是用绝妙的方法让官员们认罪，可见他也很爱护百官，希望他们能重新做人。
何楷还善于心计。当军需物资严重匮乏，年额缺至二百三十余万时，何楷就上疏陈述要多发行钱币，以缓解司农之急。另外，他提出均衡收入和开支、分地界、准搭配等办法，都凿凿可行，即使在当时不被实施，也可见一斑。
何楷博览群书，特别留心经学，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坚持读书，好学不倦。读完自己的书，他常常向别人借书读，这家的书读完，再向另一家借。
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崇祯皇帝因为火星以相反方向行走，因此要减少伙食开支并修身反省。兵部尚书杨嗣昌却主张增加筹款，并上疏引用前代的历史事实为自己辩护。何楷和南京御史林兰友、黄道周等五人先后论说杨嗣昌的做法不当。何楷说：“嗣昌引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赏之说，引元和田兴事，欲借以申招抚之说，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说，只是巧言附会罢了。引永平二年马皇后事，更不知指斥安在。”
但是，崇祯皇帝袒护杨嗣昌，不听何楷的建议。六月，杨嗣昌父亲死了，杨嗣昌本应回家丁忧守孝。可是，崇祯皇帝为了一己之私，夺情起用他，让他入阁为大学士，仍掌兵部。何楷与黄道周、林兰友、刘同升、赵士春等五人先后聚集在京城弹劾杨嗣昌夺情，说他不仅不守孝，还推荐本应守孝的陈新甲夺情，接替卢象升担任宣大总督，不忠不孝，违背了我朝以孝治天下的礼制。何楷等五人的弹劾，震动朝野，一起被称为“夺情五谏”。
崇祯皇帝大怒，把何楷贬官两级，调任南京国子监丞，其他弹劾杨嗣昌夺情的人也纷纷被贬官外调。当时，江南有一个叫北孝秀的学者，写了一些文章，想拜见国子监官员。国子监官员侯某是榜监生，他是此次拜见的引见人，收取了北孝秀大量钱财，各主管部门都不敢过问，何楷秉公审理了此事。何楷办事大公无私，廉洁自律，守法奉公，侯某很是惊慌，于是归还所有佣金，并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之后，何楷的母亲逝世了，何楷就回家奔丧守孝。守孝结束，朝廷大臣纷纷上疏推荐何楷再入朝为官。可是，等到何楷被召入京城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攻入京城，京城沦陷，崇祯皇帝自缢煤山。
顺治元年（1644年）5月，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成立了南明政权，称弘光朝，弘光皇帝任命何楷为户部右侍郎，监督并管理钱法，兼任工部右侍郎。当时是马士英、阮大铖执掌朝廷大事，大片的国土为清兵所占领，时局一日不如一日，何楷看了无比伤心，他多次上疏乞求告假还乡，都不被批准。南京沦陷了，何楷抄小路回到福建，他题诗于旅社，哀叹国破之伤，诗说：“风雨频来有意无？似因奔窜故嗔余。除奸未请尚方剑，守职空同辕下驹。浪说蒙尘宜扈跸，谁云谕岭可迁都？自知进退成狼狈，悔不当时触玉除”。
顺治二年（1645），南京被清军攻破，何楷走到杭州，遇唐王朱聿键，他就跟从唐王来到福建。唐王在福州称帝，称南明隆武朝，隆武皇帝任命何楷为户部尚书。当时朝廷大权掌握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手中，郑芝龙海盗出身，横行霸道。上朝时，郑芝龙常常不来，借口有病躲在家里。何楷上疏劾奏郑芝龙两兄弟“无人臣之礼”。隆武皇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任命他掌管都察院的事情。郑芝龙兄弟知道了，更是怨恨不已。有一次，天热，隆武皇帝在宫殿上召见群臣商议政事，郑芝龙和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何楷呵斥阻止他。郑芝龙、郑鸿逵两兄弟因此对何楷更加不满，怀恨在心，凡事不分大小，处处加以刁难，从中作梗。
何楷知道自己在朝廷，郑氏兄弟是容纳不下他了，他连忙上疏请求告假还乡，以保全自己。隆武皇帝违心地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何楷遂动身回漳浦，在回乡的途中，几个盗贼拿着大刀挡住他的去路。何楷说：“我没有什么钱财，只有三十多两旅途所用之银，那就全部给你们了，乱世之中，你们出来干活也不容易，但千万不要伤人性命。”
盗贼头领说：“今天，我们是专程要你的命来的，我们不要钱财。”
听话意而知音，何楷知道是郑氏兄弟指使他们来的，他镇静自若地说：“我知道诸君是受郑氏所使，我与郑氏并无私仇，都是为国家大义，但郑氏横行霸道，心胸狭窄，容不下别人，使得风雨飘摇的国事更是不可为。我与诸君更是无冤无仇，你们受人指使要我的头耳，我若因此为国家而死，死不足惜，请你们不要伤及无辜的人，担负不义之名。”说完，何楷伸长脖子，命令他们取下他的头。盗贼们惊愕不已，注视他好久，又聚集在一起细声商量。一会儿，盗贼头目说：“好一个不怕死的都院，我们为你的大义感动，不想背负无义之名，我们就暂且割取你的耳朵回去复命吧。”盗贼头目说完，上前用刀割了何楷的一只耳朵扬长而去。
果然不出何楷所料，此事正是郑芝龙派部将杨耿在半路劫杀何楷，借以向朝廷示威，显示自己在朝廷的威望，以打压黄道周等与他政见不一的大臣。而杨耿为何楷大义真情所动，向郑芝龙报告已经杀了何楷，放何楷一马。
隆武皇帝听说何楷被盗贼所杀，哭了好几天。当时有人作一对联说：“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这对联把朝廷的无奈真实地表现出来。
有人写信给何楷，安慰他，何楷答说：“此是小盗！吾所担忧的是大盗，是盗国之人啊。”
何、郑两家从此结为世仇。后来，郑成功占据厦门，郑氏的人一来闽南漳州，何楷必然派人捉拿他们。何楷的第三个儿子常常哭着规劝父亲不要把事情做绝了。何楷最后听从儿子之劝，不再捉拿郑氏之人。
何楷在父母坟墓旁建了一间草庐，支起床和蚊帐，在此睡觉。他虽身在家中，心里还对军国之事念念不忘，难舍难分，因此面容憔悴万分。食不安，寝不稳。一日，他听说清兵攻入漳州，竟然嚎啕大哭，而后不省人事，一会儿，又醒过来，何楷抑郁而逝。
何楷逝世后，三公子被郑军捉去了，关在监狱里。因为三公子曾经规劝过何楷不要捉拿郑氏的人，所以被免于一死，但要造铁甲一千两百副才能释放。
何楷一生著作有《孝经》、《古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后两本书入选《四库全书》。另有一本《春秋绎》，大概是以黄楚望、赵子常二家调停家事为主，但用典过多，这本书没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