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能让人安心吗？
当下解决好人焦虑的“法门”可能不在“好人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人士在2017年两会期间对媒体解释该条文立法背景时也说：“近几年发生了很多典型案例，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一直在提这个意见，要求做出明确规定。”（财新网2017年03月08日）不过对比可以发现，现实中人们对见义勇为最常见的顾虑，其实并不在于184条描述的“好人”的救助行为给受助人造成损害要赔钱，而显然是在于明明是救助者却被歪曲为加害者。这是对“好人”有可能拿不出证据来自圆其说的担心，对在法庭上没法说服法官的担心，对司法过程的担心。其实，这些在网上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见义勇为的顾虑，根源是对人性，对人心不可测的恐惧和紧张，而并非什么逻辑结果。负面个案、事件无非是部分人用于强化自己已有观念的借口。这种紧张也只有在社会诚信度整体提升中得到缓解。对于一部分内心强大的“好人”来说，坚持做见义勇为这件事，只会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并不会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当前要让更多观望、狐疑的“好人”放得下顾虑，需要提供技术性的支持，即事后有证据能支持他见义勇为的说法。
制订还是制定
制订与制定是近义词，读音相似而非同义词，其区别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一是含义不同。制订：即拟订，意思是起草、设计，强调的重点是行为过程，从无到有的创制过程，未必是最终结果，比如“制订理财方案”“制订旅行计划”等；制定：即拟定，意思是把起草、设计的内容确定下来，强调的重点是行为结果，即创制的内容已经成为规定，轻易不可改变。比如“方案早已制定，关键在于落实”。二是用法不同。制订的对象，一般是初创的，所以常常是临时的、易变的，约束与适用的范围比较小，“制订”强调细节落实，不具备强制性，可参考执行，比如“制订学习计划”“制订装修草案”“制订具体实施细则”等；制定的对象，一般是确定不变的，所以常常是长期的、稳固的，约束与适用的范围比较大，“制定”强调起草者具有执行权力或者解释权，有一定的权威性，比如“制定方针政策”，“制定社会发展规划”等。三是对象状态不同。制订偏重于从无到有的创制，草拟而后的订立，一般不需要走组织决策程序，表述的是“进行时”或“将来时”；制定则偏重于做出最后决定使之完全确定下来，一般需要通过相应的组织决策程序后发布，表述的是“完成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