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故居被盗案的调查
北京大学于2009年12月21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对于此事的调查情况,称“北大高度关注季羡林原居所被盗事件”。据北京大学校网记者称,其于2011年12月20日就季羡林先生原居所被盗一事向学校有关部门了解了有关情况。据悉,12月16日中午,燕园派出所接季老家属110报警:朗润园13号公寓原季羡林先生住所被盗。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刻赶赴现场,并上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海淀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勘察。据季老亲属向警方陈述,丢失的物品包括部分书籍、几个季先生的半身铜像,以及一套博士学位服等。
季羡林故居被盗案的审理
2011年5月12日上午,北京市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季羡林故居被盗案,在全天长达6个半小时的庭审中,自称女“教授”的被告王如在法庭上接连爆出雷人之语,让公诉人、法官、旁听人大跌眼镜。 庭上,两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不认可,情绪激烈地强调自己转移涉案财产是在发现故居被盗后,为了抢救剩余财产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之下,于2009年12月15日晚上八点多,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北京大学朗润园13号公寓201号的季羡林故居内,秘密窃取各种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过鉴定价值共约人民币334万元。此后,王如在得知季羡林儿子季承报警后,又伙同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进行藏匿。据此,检察机关指控,王如和方咸如两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了他人财物,应该以盗窃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但是,王如和方咸如两名被告人对指控均不予认可。根据王如在法庭上的讲述,其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在李玉洁生病之后,按照季羡林的安排代理了李玉洁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的工作,“是季老非常信任的晚辈”。季羡林生前,王如就居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故居之中,季羡林病逝后,她就到了北大燕南园54号的季羡林藏书阁。案发当天,王如让方咸如回朗润园故居取自己的东西,但是进入故居之后却发现房间内已是一片狼藉,大量季羡林收藏的古籍、字画等财产都不翼而飞。王如见状立即通知了李玉洁,同时安排方咸如和北大园林科的贾老师用平板车“抢救”剩余的季老藏品,利用平板车连续两天对涉案的财产进行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对每一件藏品都进行了登记。之所以要破窗进入,王如解释说,破窗是季羡林生前开辟的特殊“门扇”,案发之前他们也经常破窗进出:“北大木工科的人都知道,朗润园故居的窗户几乎每个月都要换玻璃。”方咸如则辩称:“我的一切行为都是服从领导的安排。”庭上,王如的情绪异常激动,审判长曾多次提醒其“平复情绪”。而王如和方咸如的辩护人则表示,将为二人做无罪辩护,因为两人的行为确为抢救季羡林故居财产而为,并不符合盗窃罪的要件,不应认定其构成盗窃罪。
季羡林遗产问题
核心提示:季羡林突然离世,去年因“藏品外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他的遗产分配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北大保持沉默,儿子季承表示,父亲并未留下遗言,但他确实写过“全权委托儿子季承处理一切事务”的纸条。据悉,季羡林遗产包括他收藏的齐白石字画、数百万计稿费等。
武汉晚报7月14日报道 据广州日报报道国学大师季羡林突然离世,去年因“藏品外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他的遗产分配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如今老师辞世,又该由谁来继承其“丰厚遗产”?北大保持沉默,称现在先办好季老后事。儿子季承表示,父亲去的突然,并未留下遗言,也没有写过关于财产如何分配的遗嘱。但他确实写过“全权委托儿子季承处理一切事务”的纸条。
据称弟子钱文忠曾分析过季老的藏品和财产大致分成这么五个部分“一、主要是1950年以前收藏的字画,其中包括已故师母从山东带到北京的字画,这些字画以齐白石为下限,数量很大,名家聚集,触目皆是,若论价格,在今天是天文数字。这部分是有目录的,主要是先生已故的第一任秘书、追随先生半个世纪的李铮教授编订,我帮过忙的,这是10年前的工作;二、其他珍藏版古籍、古墨、田黄、田白、白芙蓉、名人信札等,数量很大;三、历年来,先生朋友赠送的字画、艺术品,数量也很大,名家包括启功、范增、欧阳中石等;四、先生本人写的字、手稿,当然也有很高的价值;五、先生著作出版量很大,稿费数目也不小,当以百万元计,还有朋友馈赠,先生本人不经手。”
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像的,比如,季羡林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 (本文来源:武汉晚报
季羡林遗产失窃案
2009年12月16日中午,海淀区燕园派出所接到季羡林之子季承110报警:称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原季羡林先生住所被盗,季羡林先生生前大量藏书和文物失窃。其中,有明确数目的线装书就有4351册,此外还有嘉庆殿本全唐文4大箱和全套二十四史,丢失书籍总数将近5000册。警方很快锁定嫌疑人为方咸如和王如,其中方咸如原为北大保安,10多年前被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推荐成为季羡林在朗润园家中的管家,季承与季羡林冰释前嫌后,方咸如被季承解雇;王如则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
案件侦破后,由于出现了此事界定为盗窃还是因纠纷引起的财物流失以及被盗物品该如何定价?侦查机关内部出现分歧,所以案发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对季羡林遗产被盗案一直三缄其口,使该案显得异常神秘。
今年3月从独家渠道获悉,此前一直由海淀警方负责侦查海淀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方咸如和王如,升级由市检一分院诉至北京市一中院。起诉书指控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之下,于2009年12月15日20时许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朗润园13号公寓201号季羡林故居内,秘密窃取各种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鉴定价值共计人民币3339195元)。后王如在得知被害人报案后,又伙同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藏匿。
王如、方咸如作案后被查获归案,被盗物品已追回并发还。
王如的人物简介
王如,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在季羡林追悼会上闹出“乌龟被抢风波”的神秘白衣女子。王如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王如自称,她本人的身份是西安交大的副教授、北大哲学系的访问学者,北大公共管理中心副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和第二任秘书长的推荐人选。而随后公诉机关出示的西安交通大学人事部门和北京大学方面的证明显示,王如曾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后来因为长于写作,被聘为西安医科大学校报的编辑,但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王如并没有被交大聘用上岗,王如离开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在此之前,记者就王如的身份一事咨询西安交大时,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样对此作了上述明确答复。此外,北京大学证实,王如和北大没有任何关系。季承则向记者确认,北大确实有一个季羡林基金会,但没有证据显示,王如是基金会工作人员。此前,王如曾称,自己是北大公共经济管理中心副主任。但昨日,记者向北大确认后发现,北大公共经济管理中心和北大无关,只是北大的一个挂靠机构,去年已经被撤销。王如的义母李玉洁是季老38年的秘书,由于这个关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近季羡林,并自称是季羡林的御用记者。2006年,在李玉洁病倒后,她接替母亲的工作,担任季羡林基金会的秘书长助理,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但对她和李玉洁何时确立干母女关系,王如称这是个人隐私。2009年12月16日,季羡林儿子季承报案,称北京大学郎润园13号公寓季羡林旧居被盗。五天之后,海淀警方通报嫌疑人方咸如、王如已被刑事拘留。2011年5月11日上午,季羡林北大旧居被盗案在一中院公开审理,季羡林生前身边人员王如、方咸如当庭否认盗窃。
王如的王如 先生个人履历
1998年毕业于湖南省长沙市环球电脑技术学院2001年毕业于汕头大学,2002年进修全人心理学与语言学2002年3月创办竞成电脑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创办好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03年2月创办新世纪培训中心并担任高级讲师2004年担任千蔓学校高级讲师2005年开始学习《九型人格》心理研究2005年至今担任千蔓学校教务主任及强化班导师及成功学讲师2002年参加广东省汕头市86319部队军训2003年参加汕头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2004年7月参加珠海电视台“挑战星期天”节目2005年4月参加中国大陆超级成功魔鬼训练2003至今的四年内曾担任多次活动主持及节目策划、婚礼主持、开业主持2005年5月举办中国大陆珠海第一届超级成功魔鬼特训营2006年担任千蔓学校心理导师,成功辅导师,千蔓美容美发学校校长2007-2009年担任香港 DOCT FACE 市场营销总监2008年-2010担任路加美容连锁澳门、中国大陆市场部总经理2010年创办珠海市如芳商贸有限公司2011年创办《中国业务精英大联盟》并申请获得国家专利版权局批发证书2013年申办成立《珠海市联合商企领袖俱乐部》目前拥有会员近1万人(其中企业4000家,业务销售人员 7000余)
王如的法庭受审
2011年5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许,王如、方咸如被带入法庭,戴着眼镜的王如高昂着头,大步走在前方。王如当天情绪激动,坚持拒穿号服。由于方咸如方言浓厚以至于他的辩护人都听不清楚,因此王如的发言占了绝大部分。由于情绪激动的王如质疑公诉人,下午3时许庭审被迫中断了5分钟。在审判长和辩护人的劝说下,她才平复情绪、配合法庭调查。“我是按照季老生前对我的叮嘱!这关乎我的清白,关乎我的尊严!”王如当庭称,她收到起诉书后,因不认同指控内容拒绝阅读。被告人方咸如也否认了指控。被告方认为,二人只是把物品从季羡林故居搬到了北大校园内的季羡林基金会办公室,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季羡林在2001年7月曾与北大签订赠予协议。被告人实际上是在保护季羡林捐给北大的国家资产。庭审焦点公诉人 “非法占有”庭审中,公诉人提交了季承掌握的六份季羡林亲笔信或委托书,称“我以前给秘书李玉洁等的一切文件统统作废,委托季承处理”、“我从来没有做过全部捐赠”等。正是因为掌握了上述材料,在季羡林生前时,季承就曾与北大接触要求返还物品。2009年6月19日,在多名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北大将季羡林故居内的物品清点后交给了季承。被告人 “保护藏品”王如及其辩护人举证称,季羡林曾写下成立捐赠小组(组员不包括季承)的亲笔信。辩护人曾提出,季羡林在2001年7月曾与北大签订赠予协议。根据2001年的赠予协议和王如手中的亲笔信,王如方认为季羡林过世前已经把东西都捐赠了出去,并没有东西留给季承。因此,被告方均提出,他们实际上是在保护季羡林捐给北大的国家资产不至流失。我们做了好事,我们保护了流失的国有财产,我们为什么会进来!最后陈述环节时,被告人王如说。即便是有人翻动了,那也是季家的物品,我有权处置,跟他没关。对于被告人提到的案发当晚进入室内后发现满屋狼藉,季羡林之子季承(由于他曾做本案证人,故无法出庭旁听)回应说。 检方建议量刑十年以上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由于“数额特别巨大”,因此公诉人建议量刑范围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诉人建议,法庭对方咸如酌情考虑,因为他和王如之间是复杂的共犯关系,在本案中起到比较次要的作用。昨日庭审持续到下午6时30分许结束,此案将择日宣判。
王如的案件经过
“光明正大”拉走十余车物品“满屋狼藉,书画等你让我拿的东西都不在!”2009年12月15日晚,方咸如破窗到朗润园13号公寓时发现了上述景象,在电话内向王如汇报。王如称,2002年季羡林长期入住301医院后,就由她来照管朗润园13号公寓,方咸如负责具体干活。直到2009年6月,季承突然解雇了方咸如,并换了钥匙。王如称,由于她跟方咸如的私人物品仍放在该房间内,且季羡林交代他们誓死捍卫物品,因此他们之前也曾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撬开玻璃窗进入室内。据目击证人称,在电话中得到王如授意后,方咸如“戴着手套”破窗而入,然后当晚搬走了大量物品。王如称,他们二人在学校两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用平板车拉走了物品,拉了十七八趟直到次日凌晨五六时许才忙完。搬完物品后,她又找人把物品都包装起来,并进行了清点和登记造册,然后又联系了中央党校等多个部门,暂存好上述物品。对于这一经过,多名证人目击或被告知。王如自己也形容她是“光明正大”的,因为她认为当时造成满屋狼藉的八成是季承,她需要把物品拉走作为筹码,迫使季承交出他先行拉走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案发次日当王如听说季承报警后,她还不相信,因为认定“季承不敢贼喊捉贼”。
怎样看待季羡林之子状告北大归还季老的书籍、作品?
说点自己的看法,感觉这场官司季老先生的儿子是绝对不会赢,虽然有理有据,可是北大的声誉不容有损啊。审理这个案件或者说判决这个案件的人,哪个不跟北大沾亲带故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案件北大输了,北大就成了一个小人,虽然我觉得北大的做法挺小人的,人家的东西想咋处置就咋处置,关你毛事,不要说季老跟他儿子关系冷淡巴拉巴拉,你看你跟你爸妈就算闹20年的气,他人生最后所有的财产80%的可能性还是你的。不要把季羡林神话,想像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中国老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工作单位………只是这个工作单位很高大上而已 。
季羡林的故事
季羡林,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季羡林逝世,享年98岁。季羡林的故事:1946年,臧克家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去看望老同学李长之,恰好季羡林在,在这里臧克家第一次见到季羡林。1949年春,臧克家从香港来到北平,和季羡林重又相见。20世纪50年代初,臧克家支持季羡林入党。1978年前后,臧克家见到季羡林,见季羡林头发半白;1980年再次会面,已满头白雪。于是臧克家顿生感慨,随即赋诗一首,赠给季羡林: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与呼!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
季羡林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4]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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